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相關問題
史柏年教授首先介紹關於農民遷移的動因的研究，從國際學術界看，在分析農民遷移的動因方面，曾出現過許多理論解釋，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推/拉”理論、“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等。針對移民社會適應方面問題的研究也有1.熔爐論2.社會同化理論3.多元文化論。
史柏年教授接著介紹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及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他說中國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現代化，這一進程與世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相同點，即在一個較長時期裏，它是城市現代工業、鄉村比較傳統的農業所組成的二元結構，農村人口、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農民減少，並變為現代農業的經營者。但是與一般國家的發展經驗相比較，中國的二元結構發展模式又有其獨特的地方，其最終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其特點因幾十年計劃經濟運行的結果，是在二元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二元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的特徵是：由戶籍制度把全體國民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群體；兩大群體人口的社會身份代代相傳，不能輕易改變；兩大群體人口在糧食供應、非農產業就業、居住、教育以及其他一系列社會福利方面處於極不平等的地位。後又因改革開放後二元社會結構產生變化，一方面，農民遷移到城市，使得城鄉間的人口流動不再遙不可及，城鄉分割的狀況有所改變，城鄉格局從原來的“分割”轉變為現在的“分治”，從僵化的二元對立轉變為流動的二元對立（王春光，2001）。另一方面，由於城鄉間人口流動的障礙並未完全打破，遷移到城市的原農民，並沒有被接納為城市居民，而是形成一個游離于城市居民和農村村民之間的“社會獨立單元”（甘滿堂，2002），所以“二元”社會結構變成了“三元”社會結構。
目前中國城市化現狀及發展趨勢，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時間裏，中國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5.4％到17.9％，總計提高了2.5個百分點，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長不到0.13個百分點，即每年城市人口的平均增加不超過100萬人，僅僅相當於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其中，從1970年至1975年，中國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致使此期間的城鎮人口比例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到只占全國總人口的12％。據人口普查，中國人口城市化水準2000年是36.9%。有的預測預計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達到50%。這樣算的話，農村人口大約在7.5億左右。城市人口現在是4億多，到那個時候再增加3億左右。一年1500萬農村人口轉入城市。用5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的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36％提高到75％以上，具有容納11億－12億人口的城市容量，形成結構合理、功能互補、整體效益最大化的大、中、小“城市體系”。
並介紹移民社會工作及其發展，在助人價值理念指導下，針對城市移民群體開展的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通過幫助移民克服在新的生活環境中物質方面的困難和心理方面的不適，以及改善城市環境，使移民儘快獲得城市生活的能力，融入城市的正常生活。移民社會工作的發展，在不少國家或地區，專業社會工作大多起源于對城市移民的服務。如英國，因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批破產失地農民流入城市，成為生活無依的城市貧民：濟貧救助法案及專業社會工作在對應社會的變化中產生。1601年伊莉莎白《濟貧法》；1869年在倫敦成立的“慈善組織會社”：1884年開展的“睦鄰組織運動”。美國：移民國家，加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城市出現許多失依貧民，最初由一些慈善團體派志願性“友好訪問員”入戶探訪，後來改由支薪的社會工作者開展工作。現在，在美國還有許多針對不同族群的社會工作專業團體，如“華裔社會工作協會”等，專門從事一些移民群體的專業服務。
麥蘇加及蘇允遜1991年提出，為移民提供社會服務有四個主要模式：1.主流機構服務模式：由主流機構提供一般的服務予所有的使用者；2.平行服務模式：由該族群機構提供服務予該族群人士；3.多元文化服務模式：由不同族群機構提供服務予不同族群人士；4.橋樑服務方式：由主流機構聘請不同種族、文化背景之工作員提供多種語言、多元文化之服務予不同類別人士；少數族群人士按其需要，有權使用主流服務及族群特別服務。
移民的困境及服務需求
（一）移民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
1.語言困難、2.居住困難、3.就業歧視、4.社會保障缺失、5.子女教育、6.社會交往。
（二）移民使用服務的困難有
1.語言障礙、2.信息缺失、3.服務收費、4.服務機構的分佈、5.缺乏文化敏感因素的活動。
並介紹當前中國城市移民家庭的幾個突出問題，一、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及就業歧視；二、教育體制改革的滯後及子女教育問題；三、移民後代的職業期望及其現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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